https://www.liyuao.com/tags/%E7%8E%8B%E6%9C%94/ Recent content in 王朔 on 猫年 Hugo -- gohugo.io en-us Tue, 16 Feb 2021 00:36:54 +1300 https://www.liyuao.com/backups/%E5%9B%9E%E5%BF%86%E6%A2%81%E5%B7%A6/ Tue, 16 Feb 2021 00:36:54 +1300 https://www.liyuao.com/backups/%E5%9B%9E%E5%BF%86%E6%A2%81%E5%B7%A6/ 王朔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个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通过梁天。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梁天要了他哥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一定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嘛。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象的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人注意，有些讪讪的。后来翻拣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很小时候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仅从这表情看，这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不太注意他的表情，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呀，听说不认识的人请，在座的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来回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礼，譬如小姐端着蹄髈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后来大家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巴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沙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叫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落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那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五本五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有些老气横秋，一次他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可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说，你们跟两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一脸正经。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被冥冥中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总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拧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在睡觉，接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我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本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的东西，写出来就占一席之地。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我问他你导吗，他说我给他们说戏，不说哪成啊。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说你就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蹚，最后一总改，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从电视剧下来都有那么个曲折过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 　他说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有些事你早看开了，在我这儿就是大逆不道。 　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我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四十三，还有四十三年寿命，这后四十三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他最后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十点左右给他一个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四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十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电话记录在傍晚六点来钟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天晚上十点至第二天凌晨两点之间去世的。胃内无食物。见到他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 https://www.liyuao.com/backups/%E6%88%91%E7%9C%8B%E7%8E%8B%E6%9C%94/ Fri, 15 Jan 2021 03:06:54 +1300 https://www.liyuao.com/backups/%E6%88%91%E7%9C%8B%E7%8E%8B%E6%9C%94/ 王朔 1 　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风靡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十八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做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看，这不是女性的幼稚而是他的幼稚和一厢情愿。若说他和礼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礼平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越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许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一半火焰」是王朔被阅读最多的小说，作为小说实在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报社会新闻一类的故事，后半部分是十足的败笔。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画蛇添足，看那个小说就知道了。我最不喜欢的是王朔在那里面流露的自我欣赏和自以为得计的小卖弄，好像谁一见他都要爱上他，只有他甩人家，人家对他都是苦苦追求，乃至痛不欲生。哪有这回事情？不要自己写小说，就把自己搞成万人迷，过什么瘾呢？最恶心的还要人家为你殉情，完后你很悲壮，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白日梦和自我吹嘘，讨厌！为什么王朔往往给人俗的感觉，他那粗语村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都市情景下流露出的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一写当代生活、饭店、时装、酒吧、放任的男女关系和讥讽一切就天然变得现代、激进和时尚，或者再恶心一点说：前卫。王朔的很多观念，特别是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其实既不现代又不西方，纯粹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下流。什么是动物性，就是争做一群母羊中的公羊，并以此沾沾自喜，这是用什么性解放玩颓废也提升不了的。 　王朔的下流使得他的言情小说不那么纯粹，说这因此具有了社会性或说揭露性真是误会。当他不那么下流时，又显得可笑，这在《永失我爱》这类小说（有的小说我实在是懒得再提名字）中最为明显。他对高尚的情感实在是陌生，只得使用最滥的通俗剧手法，让其中一人得不治之症，大家哭一场拉倒。他还说人家琼瑶呢，我看他在这点上还不如琼瑶。既不纯情又不坚信，这是王朔的困境，这等于让一个没吸过毒的人去想象戒毒，写得不成样子也是情理之中，令我敬佩的只是这个人的胆儿大。 　《过把瘾就死》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情感小说，这时就看出王朔把握结构能力的严重不足，像理发那样推着写，最后仍然是一堆素材，面里和了水，也揉了半天，就是蒸不熟，始终没发出应有的香味儿，止步于一场家庭风波。 　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或者说想象力能达到的长度不超过身体，也就能由胳膊想到胸脯，再想到性交已经是意外之喜，很为自己的智力自豪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子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非常遗憾，王朔在他那些言情小说中只能指给我们看那是一条鱼，因为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我们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事后想到，愣给说出来不叫本事。 2 　不管王朔把自己看成谁，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待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是写那本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十分可惜的是这次他又碰到了困扰他的老问题：想法和能力的差别——想到了却做不到。逻辑思维能力也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如果说有，也只有一点点，够冲一次马桶的，却完全不足以应付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件刑事案件的破案。这本书里涉及的角色大概是我看过的一帮最愚蠢的罪犯和警察。王朔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侮辱了我们的专政机关也贬低了我国的犯罪水平，进而言之，降低了我国人民的平均智力水平。侦探小说的有趣之处既不是展示暴力也不在乎歌颂警官和什么震慑犯罪，而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智力游戏，猜一猜谁是坏人，他是怎么被发现的。给读者下一个套是不够的，要保持作品的紧张和读者始终不衰的兴趣，就要设下连环套，几乎每一步都要反向思维，穷尽所有可能之后找出最不可能又是最合情理的那个「真相」，就是成语说的「匪夷所思」。作者的智力若是等同于读者乃至低于读者，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正如俗话所说，你一撅尾巴，别人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那你还神神鬼鬼拉个什么劲？ 　不要以为通俗小说就很好写，那差不多首先要求你成为这一行中的专家，像王朔这种半瓶子醋，既无专业能力又无敬业态度，凭小聪明混的写手也就是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业余水平，才有可能才敢什么都插一脚，失败，搞什么也都是个业余水平，贻笑大方也是在所难免。 　侦探小说的写作失败对王朔而言是悲剧性的，这几乎彻底堵死了他成为一个合乎自己智力水平的、正派的、规规矩矩作家的最后机会。后来他那样折腾，拼命借助小说之外的因素哄抬自己，若他肯接受一次心理医生的催眠，一定可以追溯到这一发生在1986年的心灵创伤。我国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分层次，通俗小说御用文学和纯文学混为一谈，如同卖茄子的卖电脑的卖珍珠翡翠的都搁一个柜台，这帮顾客都往一块挤，挤着挤着也忘了自己兜里的钱够买什么的，指着大家伙，贵的，乱纷纷喊：给我们拿给我们拿。给你拿你接得住吗？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悲剧不都发生在忘了自己姓什么之后吗？ 　「有志者事竟成」也是一句坑人的话。 3 　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这批小说有功，功也不在他。语言不是数学公式，发明权不在个人而在已经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这是不可以颠倒的。说哪个作家发明了一种语言那是胡扯，你不能说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英语，但丁发明了意大利语，他充其量是一个整理者，第一个最出名的使用者，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借此而扬名的。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玩的就是心跳」是他们一起玩扑克的北京作家苏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他偷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语，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当时市公安局宣传科的付绪文一跟人开玩笑开急了就说的；「早死早超生」是梁左打麻将时劝人快出牌时的用语。四川的一个作家乔瑜也曾给了他大量的语言辅导，在《玩的就是心跳》那本小说中很多恶毒的议论便是直接来自他们一起去海南途中乔瑜酒后的漫谈。一个作家，生活在人群中，如同一条蛔虫生活在人的大肠中，不是说你不可以吸收他人的营养把别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语言，但要知道感恩，王朔要再说那些北京话是他的独创，我第一个抽丫的。 　王朔这个人经常标榜自己「跟谁都玩真的」，假装性情中人。他最爱听的奉承话大概就是别人说他「真实」，并以此自骄骄人，装疯卖傻有，借机撒泼有，最多的是说别人都是伪君子，好像全中国就他一个人敢说真话。且不说他借机搭售了多少肉麻无聊和欺世之谈，就是「真实」这一条他做到了吗？为什么他从不说他的作品受过哪些人的影响？是真没有还是一说出来就觉得跌份，生怕自己的原创性和独立完成作品的能力受到了怀疑因而三缄其口？？ 　早期他受到雷马克海明威西格尔礼平的直接影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后来他也一直没断了受别人和别的作品的影响，有些是技巧上的，有些是观念上的，有些干脆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故事和结构。《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源自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暗店街》，只是他学了个皮毛，只学会了把水搅浑，却无能力再次澄清，因而到后来不能自圆其说。 　《我是你爸爸》是冯小刚最初的一个电视剧设想，整个故事脉络都是冯氏想好的，后来冯氏因故不拍了，被王朔拿去写了小说。在这件事上，王朔做得很鸡贼，一听就知道是好故事，遂起了霸占之心，利用冯氏对他的信任，胡说一气，做了一些工作，让冯小刚放弃了这个想法。 　《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很多情节是李晓明平日经常和郑小龙开玩笑时绘影绘形描述的，如其中的重要情节是梦想当巴顿将军，在北京郊区检阅一次杂牌军。而李晓明本人时常叨唠的小梦想就是当一个会弹巴赫的穿黑皮大衣的盖世太保，在夜里彬彬有礼地去拜访无辜市民。 　《许爷》是姜文的一部电影构思，在想象中说日本话，激动起来高唱爱国歌曲，唱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唱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写的《亲爱的中国》，这些个情节都是姜文为自己设计的表演高潮。 　《无人喝彩》应该说是王朔和李少红、英达共同创作的，那是一次有关电影剧本的合作，后来李少红觉得不理想，放弃了，王朔就觍着脸将这剧本连缀成小说，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转手又卖给夏刚一道。 　《千万别把我当人》同样是一次集体创作，参加者有张艺谋、杨凤良、谢园、顾长卫，大家谈了一个星期，把每一场的内容甚至人物的调度都谈到了，后来大家觉得不理想，放弃了，王朔觍着脸把剧本的场号改为小说的章节拿去发表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本小说全是对话而无叙事段落的缘故。我记得王朔还在哪里谈到这本小说的创作风格，说他有意大量使用对话，直到给自己写恶心了。我知道他这不是不要脸，而是真忘了，有的人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能十分真诚地忘掉别人起过的作用，然后当自己是天才。 　《永失我爱》同样是一个从剧本到小说的创作过程，被王朔隐去的合作者这一次是叶大鹰。 　《痴人》是对一部保加利亚小说改头换面的抄袭。我忘了这部小说的名字，记得是发表在《译林》上，非常触动人的一本小说，王朔只是把原小说中的女性换成了男性。 　《动物凶猛》中有《美国往事》的影子吗？我倒宁愿说是因另一部美国电影而起。那部电影的名字好像是叫《夏日恋情》。这电影是讲一个放暑假的少年和一个住在海边的美国大兵的妻子、一个少妇的暧昧故事。这是北京作协组织在门头沟一个什么地方开会时放映的，我印象很深，电影里一个小流氓走路撅着屁股一扭一扭的，脸上总是挂着无耻的笑容，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美国小坏孩很像李晓明。 　王朔在街上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得来大量新鲜有趣的语言材料，怎么组织这些材料，使人物的对话间充满试探和不尽之意，他是学《红楼梦》，细读他作品中男女初遇时的对话还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 　对幽默感的处置和重视，写《二十二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对他有决定性影响，说鲁迅对他有影响，那是他的攀附。还有梁左，梁左对怎样把一句家常话说得有意思，一波三折，最终使人笑出声，他们相声行叫抖包袱，颇有心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朔小说的句式。 　有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了王朔的前期创作，直接反映到他部分作品的人物面貌上，一个是付绪文，一个是冯小刚。付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冯小刚是眼风极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夸起人来十分舍得自己，他的逻辑是：我就是把人夸过了他也不能跟我急。夸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办了。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听上去挺悲哀的，其实是小人物唯一可以多少保持一点自尊的方法。这两个人都教王朔懂得了很多东西，丰富了他的创作和对人群的认识。老实讲，王朔创作中极招眼的一些观念，譬如什么也不坚持，不知丑焉知美等等，皆来自这二人。所以，也不要羞羞答答老是暗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谁也没亏了谁，王朔做调侃一类文风开山人掌门人的姿态可以休矣。 4 　王朔并不像他常爱摆出来的向人标榜的那样心胸开阔，不在乎，谁爱说什么说什么，都当是替自己扬腕儿了。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你想，他确实是没念过几年书，至今看罗素还要打瞌睡，要他做知识分子那就是赶着黄花鱼登陆猴子尾巴立刻露出来，一天也混不下去。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如果中国没有大众媒体这一光明大道1992年铺在了他脚下，仍然像那之前，一个写作的人想出头，必须开讨论会，有评论家在专业刊物予以肯定，就是说必须有知识分子势力认可，他未必敢那么有恃无恐，还是权衡过利弊得失，觉得所得大于所失才那样去做。 　他也未必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内心大约还是想得个满贯百分才好，所以起初的姿态并非挑战，更多是挑逗撒娇，打情骂俏，撑死了是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坏孩子才需要更多关心嘛。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儿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没好好读他的书。「痞子」这个命名其实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一直是用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入社会下层，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可怜的王朔，十年以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这之前净跟人家辩论我趁多少钱我们家是部队的，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 　这个人是记仇的，尤其是献媚不成反遭架出去，这是双倍的羞辱，用北京话说，这就叫「结下梁子」了。小人是不能得罪的，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我不知道批评王朔的那些人是出于什么样严肃的动机，王朔这边，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个人恩怨。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俗了，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在这里，争论的前提被偷换了，学术的事情变成了人格上的比较。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那一套，搞臭一个算一个。王朔的知识涵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这里最终都会变成打架，口舌之争，人和人的针锋相对。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这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很多明白人早看出对待王朔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臊着他，全不理他，由着他自生自灭，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王朔是很会利用大众媒体的，用他的话说「讲见报率」，除非全国媒体封杀此人，否则骂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统计到见报率中去，这是善良的人们无从想象的。一个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正派人是无法和他对话的，总是等于受利用。上海陈思和教授最近有一段评论王朔挑衅金庸那件无聊之事的话深得我心。他讲（大意啊）：王朔这是炒作（这不新鲜，谁都这么说），他新写的小说反应不好，而金庸又迫切想从江湖进入文学庙堂，所以在这场纷争中他们是共谋关系。 　我想陈教授所说这「共谋」并不是指这俩人私底下捏咕好了，一齐出来现一把，而是指他们实际希望也确实如愿达到了的媒体效果。陈教授的这番话听上去像疯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亏他想得出来），却道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众媒体无处不在任意制造话题将无聊当有趣的无奈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有意义的话传达到大众耳朵里都会变味儿，都能感到那后面可疑的商业动机，从这个意义说，实际已经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存在了。 　陈教授的话代表着一班清醒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是这样清醒的话一旦讲出来，同样沦为大众媒体的炒作对象，成为「金王之争」这把虚火中的一根柴火，这是不是可以叫「集体共谋」。 5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我指他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在报纸上的飞短流长和他搞过的那些狗屁电视剧。他还能走多远，他是不是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们所说的「文化僵尸」，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并应当大声发问的问题。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7%8E%8B%E6%9C%942002%E5%B9%B4%E7%89%88%E6%96%87%E9%9B%86%E8%87%AA%E5%BA%8F/ Fri, 15 Jan 2021 03:03:28 +1300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7%8E%8B%E6%9C%942002%E5%B9%B4%E7%89%88%E6%96%87%E9%9B%86%E8%87%AA%E5%BA%8F/ 王朔 　这几本书都是十几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在前面，只要不停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互相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长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象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是不老实，动机就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独立特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 　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一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4%B8%8D%E6%98%AF%E6%88%91%E4%B8%80%E4%B8%AA%E8%B7%B3%E8%9A%A4%E5%9C%A8%E8%B7%B3/ Fri, 15 Jan 2021 02:24:17 +1300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4%B8%8D%E6%98%AF%E6%88%91%E4%B8%80%E4%B8%AA%E8%B7%B3%E8%9A%A4%E5%9C%A8%E8%B7%B3/ 王朔 ——《王朔自选集》自序 一 　把《文集》囊括的一些作品挑出来巧立名目结成新集，本意是想节省读者一些精力，同时也让盗版的同志更方便一点。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兔滥，好比一条鱼不洗不开膛就上了桌，让人出了全鱼价，一口没留神还添了恶心。这里这些就算鱼的中段了，一些鱼刺鱼骨头什么的也剔了。买过《文集》的人就别买了。家庭生活困难下岗的待业的靠希望工程救助的也算了，留着钱过日子吧。忙着做生意忙着翻两番的不敢耽误您时间。立志做学问理想超凡出圣的您也别掏这份钱，回头再惊着您。我希望我这书的买家是那些倒霉的、无聊的、每天没什么念想没什么指望的；最好是没被煽唬过，压根没看过我东西的人。这样我就不觉得对不住谁啦。 二 　挑选这些篇目是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有过去日子的斑驳影子。写存在过的人和生活，下笔就用心一点，表情状物也就精确一点。尤其是那些言情小说，大部分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你可以看出来我写这些东西时还很纯洁。我的意思是说脑子还没被各种激进或者反动的概念搞乱，还相信某些东西，还有人味儿。这些品质今天于我已丧失殆尽。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了。实际上从九二年之后，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一种有害的自身的变化使我一拿起笔来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我曾经讨厌过的人。 　我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本来是件好事。我以为中国高校的文科教育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写的文章，无论他们把话说得多绕嘴多不通顺，一句话是很明了的，那就是卫道。这种中学老师干的事让他们揽过去还干得那么欢，煞有介事，真让人瞧不上，进而怀疑他们的思想能力。有人说我没事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赃水，是因为我自己没考上大学，自卑心理作祟。姑且算他说得有理，我自己开初也确实在这话题上有些孩子气的表现。但现在要还这么说就显得大伙儿都太庸俗了。我曾经立誓不做那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这原因大概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入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我本来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区别对待的。我幻想自己可以免俗，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保持住纯朴天姓。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个妓女在她的皮肉生涯中是无法保持贞操的，而且最终难免染上一身梅毒。我想说的是我在多年写作中已经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变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无可奈何。 三 　对我而言，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从八四年初到九一年底，整整八年我处于职业写作状态中，日以继夜，除了写字就是看书。离人群远了，离社会远了，偶尔上街也如隔着玻璃鱼缸看新鲜。一切发现、感悟皆非生活经验而是来自书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动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凿凿、确有深意于是被轻易地接受了，当作生活本质牢固树立在头脑中。思路似乎也因读书开阔了、拓展了、清晰了。沿着书本构成的认识捷径快速前进给人一种提高了的快意。世俗的乐趣和欲望被理智打入不齿于人类的范畴。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难以抽身。概念这东西有它很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宫说真理的强烈欲望。搞的不好甚至会误会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这就没法再写正经常规小说了，每写下一旬对话，一个动作都会有概念急急忙忙跑出来把抽象的含义强加之上。这当然可以使一个句子含义多样乃至丰富，可无法完成哪怕一个自然段，硬写下去也是盲在此而意在彼，千字之后便不知所云了。到了后来，干脆对常规小说产生蔑视，以为全世界只有一部《圣经》配称为文学。把自己的一些屁话视为微言大义的启示。 　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的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和另一个概念化的人争论起来会像打扑克一样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来没完，你会发现大家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何以互相隔膜到如此程度，不得不使人怀疑争论的原委意在攻击人身。这也就是概念的第四个特性：从概念出发划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的，最终到达下流。 　有聪明人讲中国文学没有大家是因为中国作家都太聪明了。还有笨蛋说是缺乏激情。我的悲剧是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我。我没能抵御住在知识宫殿扮演一个角色的诱惑，结果和别人一样净身当了个太监。被概念彻底驯服的人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我指的好小说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相的。那些被知识分子自己无耻吹捧的其实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小说我们自己知道那又多简单多容易。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看这篇自序的文字就会一目了然我现在的语言是多么拗口蹩脚、杂乱晦涩。我不知道怎么摆脱概念的控制，这趋势可不可以逆转。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我曾经想靠讲几旬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这真没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指责它就会变成它像知识分子那么神奇。 　所以，假使我现在仍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 四 　关于我的早期创作，很少见严肃的评论，比较流行的一种轻薄的说法就是「痞子文学」。这说法最早出自某电影厂一个不入流的导演口中。这人是南方人，对北京的生活毫无见识，又是个正人君子，看不惯年轻人的一些做派，便脱口而出。初开始我也没在意，这么感情用事的话随便一个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说上好几遍。后来这话越传越广，缺乏创见的论者频频借来当作真知灼见，一般读者也常拿此话问我，弄得我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是个痞子，这本该由论者解释，这是他们的发明。再往后再往后，这个词把很多聪明人变成傻子，这个词成了一种思维障碍，很流畅很讲理的文章一遇到这个词就结巴，就愤怒，然后语无伦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宇报的水平。看到那么多可怜的学问人因此患了失语症，我不再觉得好玩。当有读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论者何以表现得像跟我有私仇。强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们做一些解释：就概念而言，痞子这词只是和另一些词如「伪君子」、「书呆子」相对仗，褒贬与否全看和什么东西参照了。叫做「痞子文学」实际只是强调这类作品非常具有个人色彩，考虑到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总板着的道学面孔，这么称呼几乎算得上是一种恭维了。总不该可笑地叫「纯文学」、「严肃文学」什么的吧。执勤的读者往往会接下去问：那你自己认不认账。我无处可遁，只好点头自认，模样悲壮心里却觉得像冒领爵位，想再解释几句，也得了失语症。好在此语一出，大家也都满意，不再往下追问。老和别人这么讲，自己也就真说服了自己。如果大家只会用这种方式说话那就这么讲吧。显然概念的产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简单一点。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误会想向读者做一点儿说明。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涂人拿我的东西和老舍的东西相比，一概称为所谓「京味儿」。这比较是愚蠢的。南方人讲些昏话倒也罢了，他们不了解北京像我们不了解他们，彼此也只能一省一市地总体评论。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儿子，一说起「京味儿」好像北京从未解放过，还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这把十六两制的老称盘子东约西约，什么货色放上去也是斤两不足。闹起来也让人觉得是和阁世人说话。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组成的。说句那什么的话，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投人，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这得多少人？不下百万。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阔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的本意，这也是小说的失败。一想到我们彼此永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一宿命，这种告白也是多余的。两害相权，和所谓「京味儿」比，还是叫「痞子」吧。 五 　有一个家伙对我转述另一个家伙的评价，说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跳蚤，只可惜没能跳得更高。这厮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较挑衅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这么高的东西。比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后边还有更好的，跳的更高的。用瓦尔特的话说：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临到世纪末，新时期以来蹦跶得比较欢的跳蚤们都有些力不从心的样子。坚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儿们越跳越难看。紧接上场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与其说是蹦不如说是横行。报刊上不见新鲜的欢呼，更多的是对一些迟暮美人过气英雄充满同情的探访。一个热闹的时代形将过去。打扫战场，只拾得这一本集子还名其日精华我也惭愧。中国人艺术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叹。感叹之余也不复有当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与理睬，不给机会。这话很豪迈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风气，题与广大读者共勉。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4%BB%96%E4%BB%AC%E6%9B%BE%E4%BD%BF%E6%88%91%E7%A9%BA%E8%99%9A/ Fri, 15 Jan 2021 02:24:05 +1300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4%BB%96%E4%BB%AC%E6%9B%BE%E4%BD%BF%E6%88%91%E7%A9%BA%E8%99%9A/ 王朔 1 　基本上，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惟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摸的愿望，不跟人在一起也不惊慌。我的情感发育是通过小说完成的，那使我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在一个个瞬间超越了平凡的生活。总的来说，我读小说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寻找教义，获得人生哲理指南什么的；正相反，是为了使自己更悲观。美好的东西在小说中往往被轻易毁灭，看得多了，便也怀疑现实。日常生活很平淡，心碎的体验一般来自阅读，习惯了，也觉得是难得的享受，又安全，进而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情绪，尤其见不得那些宏大辉煌标榜胜利成功的叙事，觉得大都是胡扯，自欺欺人，哪个人不是拼命挣扎，谁要你来激励？我不想变成畜生，很大程度上要靠优美小说保护我的人性，使我在衣食无忧一帆风顾中也有机会心情暗淡，绝望，眼泪汪汪，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敏感，多情以及深沉。很多时候，我还以为从小说中能发现人生的真相。这就是我的阅读趣味，从小说中汲取堕落的勇气和抗拒生活的力量。话说得有点大，似乎又拿小说当先生当武器了，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密友，需要了，找人家聊聊，不需要了，也很久想不起来打个电话。 2 　这里选的十个短篇小说都是曾令我有所感的。识者可以看出我的偏好，也无非是殇情和调侃两类。 　《莺莺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斯美的故事》、《忧国》可算殇情，《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大都是调侃，卡佛略微正经一点，博尔赫斯玩得比较深。 3 　《莺莺传》我读的比较早，大约是十岁左右，这是我父亲书架上的一本唐传奇选本中的一篇，文言文，没怎么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稍后看的，正值青春期，听说「三言二拍」中很多淫秽描写，当色情读物跳着看的，因此，两个小说都给误读了。到这次选编前，我都当这两篇小说是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位小姐勇敢追求爱情，反封建什么的，尤其是白小姐，妖精之身，其执着不改初衷直令人类汗颜。我鼓捣电影的时候还想把这故事拍成现代城市版，情色暴力都有了批判性也挺强，也曾大发过感概：我们的古人那时就对人性看得如此深刻，观念很前卫呢。这次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种种美丽全是后来戏曲《白蛇传》的溢美。原小说中白娘子动辄「圆睁怪眼」，与许宣的情分也不过是见面就办事儿，「放出迷人声态——喜得许宣如遇神仙」。非但如此，还是一小偷，送许宣的银子都是偷国库和别人家的，连累得许小乙一出门就吃官司。这样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作者何曾在她身上寄托过什么美好理想，只当她是妖，法海把她收了，也就如同警察关起来一个女流氓，大家松一口气。变成四大爱情传说之一，起名白素贞，倒叫人怀疑这一居心不在宣传自由恋爱，还是教妇女守节。 　《莺莺传》更是无耻，那唐朝诗人玩弄完妇女，还胡说些好男儿当不被美色所诱，进的去出的来，不堕凌云志的便宜话。这厮倒也不全说谎，也承认四个字：始乱终弃。由此可见，唐朝的文人流氓还算老实，基本事实还认账。再后世的文人连这样的老实话都不讲了，胡扯些反封建之类大道理倒也罢了，只是不该把男人美化成痴情种子，《西厢记》文辞的确很美，只怕莺莺看了要落泪。也不是什么爱情悲剧都是社会造成的，更别说那些大量发生的性交了。 　《驿站长》既甜蜜又伤感，意境近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正适合青春期少年阅读。当年这小说以及一批同类俄国伤感小说奠定了我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信仰遭遗弃被背叛的情感，能够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觉得很幸福呢，独自一人郁郁寡欢，死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很牛副啊！《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正如副标题「——怀着爱和凄楚」。读的时候我也刚从部队复员，也没打过仗，也没崩溃过，精神清醒正常得自己都腻歪，但不知为什么感到委屈，受了亏待，想得到安慰，情感脆弱得一塌糊涂，读的时候没感觉，三个月后冷丁想起，大受感动，要不是这情绪来得太突然，眼睛没准备，来不及反应，也就哭了。那是一股柔情啊，像冷天看见一支烛光，心灵受到温暖也就够了。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男孩的谜语：墙和墙说什么——在拐弯那儿碰头。 　三岛由纪夫的《忧国》比较特别，这小说是我去年才看的。这个作家早就知道，当年他切腹自杀时我们这里的报纸还批判过他。一直也认为此人是个狂热分子，生活方式超过文学成就。承蒙作家出版社惠赠一套「三岛系列」，才开始认真读他。这人的华丽文风给我很深印象，现在我也不能说喜欢他，这人是不可以亲近的。《忧国》可说是作者用文字演习了一遍切腹的过程，感官刺激极为强烈，使人既厌恶又情不自禁受到吸引，可以把文字变得像鲜血一样触目惊心也是登峰造极的能力了吧。我们这里也有像他那样壮怀激烈的人，文字水平在三岛之上，只是这种事不能光说说就完的，要当那样的人，也要去做，那才叫人无话可说。别人可以夸夸其谈，你不可以！信仰，是要喝血的，真正有信仰的人用不着拿别人的血去喂。 4 　调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风格，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欧·亨利就不必多说了，这老先生是专门幽默的，小说连起来也可拍很长的情景喜剧。《刎颈之交》相当于咱们这儿的「两肋插刀」，都说的是男人间的一种神话，我叫「流氓假仗义」。其实你早该发现调侃的绝好对象是什么，都是那吹得很大的东西。 　毛姆的《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我是在一本侦探小说集里看到的，也不能算严格的侦探小说，还是写人，活画了一个狂妄的杀手嘴脸。我是狂热喜欢英国作家写的侦探小说，他们用词极其讲究，翻译过来也很精当，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调侃，以至荒诞，那种冷酷的笔法常使我感到，英国人谁也不喜欢，包括他们自己。 　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关于他，每个中国人都乐意把他说成是自己一伙的，我就别跟大伙抢他了。我想饶一点舌的是，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可为现如今影视古装戏编创人员所借鉴，既不是完全戏说的，又不是顶礼膜拜的，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事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同样是直指重大历史问题的若干结论的。这问题大约是太重大了，已容不下任何文字的风趣，仅仅提出商榷，态度就很不严肃，很调佩了。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小说，更像是抄资料，但其骇人听闻令读者手脚冰凉足可与最好的惊险小说一比。初读之下，我只有一个反应：太反动了！那可真是把我们的很多观念颠倒了一个儿。 　卡佛这个《他们不是你丈夫》是一充数的，与上四人比，不值一提。就是那种很佳构很典型的短篇小说，丝丝入扣写一日常心理，滴水不漏，看完也觉得好，仅此而已，谁都能写，归入调佩比较勉强。 5 　好小说实在是太多了，任何选本的企图都是对整个文学成就的不敬。就拿这十篇小说当一个最低标准吧，我们后人超不过他们也就不要再写了。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7%8E%B0%E5%9C%A8%E5%B0%B1%E5%BC%80%E5%A7%8B%E5%9B%9E%E5%BF%86/ Fri, 15 Jan 2021 02:24:05 +1300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7%8E%B0%E5%9C%A8%E5%B0%B1%E5%BC%80%E5%A7%8B%E5%9B%9E%E5%BF%86/ 王朔 ——《看上去很美》自序 1 　1991年我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第二年遭了报应，陷入写作危机。老实讲，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包括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动摇发生的时间、地点，那是一天上午11点多钟，在东三环边儿上西坝河副食商场门口，我经过那里去吃一个饭。那天，是初夏，阳光很好，跟前有氤氲的光雾，我走在这之中一下腿就软了，用小资产阶级女性夸张的腔调形容，我认为我崩溃了。当然我没倒下，躺在当街，还在走，但脑子里轰然而至的都是些飞快的短问句：我这儿干嘛呢？我这就算——活出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眼前的一切？ 　忽然对已经得心应手，已经写得很熟练的那路小说失去了兴趣，觉得在得心应手间失去了原初的本意，于很熟练之下错过了要紧的东西。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 　这是往好说。严厉讲：是歪曲生活。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哀一是，为什么反映在小说中却成了那么一副简单的面孔，譬如说：喜剧式的。这其中当然有文学这一表达工具的本身的局限：故事往往有自我圆满的要求，字数限制使人只能屈从于主要事态的发展，很多真实顾不上。也因趣味导致。北京话说起来有一种趋于热闹的特点，行文时很容易话赶话，那种口腔快感很容易让说者沉醉，以为自己聪明，因而越发卖弄。若仅仅要寻个卖点，换几声喝彩，应个景，那也没什么。但，不瞒各位，我还是有一个文学初衷的，那就是：还原生活。——我说的是找到人物行动时所受的真实驱使，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隐于表情之下的，原始支配力。 　因为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第一反应。因为行动往往是暖昧的。因为思想机器过于复杂，一点点剥离，你也未必料得到你何以会那么反应。这牵涉到动机。未必你都能了解，参得透你笔下的人物。未必它不会当喜却悲，遇爱生恨，——哪怕那人的原型就是体自己。动机失察，行为不轨，净剩下预设好的戏剧性，跟着现抓的喜怒哀乐跑，到哪儿算哪儿…光好看了，结果是事后总排解不开一个自问：原来是这样么？难受的还不光是这个。就因为没倒出根儿，揪着自己头发飘在半空，就有人把你往沟里带，替你总结出一套活法儿，说你就是这个，还得到普遍认可。我说的还不是骂我那些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立场不同，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他们骂我那些话倒大致不差，偶尔差到姥姥家去，也无关痛痒。我说的是喜欢我的，待见我的，拿我那东西当宝的。在说下面那些话前，我要先声明一下：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只是想把一些误会已久的事澄清一下，把不相干的东西搞一搞，可能不公平，但没有借此贬低他人成心恶心谁的用意，请读者明鉴，当事人见谅。 　我说的是趋时而作，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和我直接编剧的一些影视剧中的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演员很成功，深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我也喜欢，像喜欢别的凡能使我发笑的喜剧角色一样。若说这一类形象是我小说所提供，所独创，却不敢当。这是无功受禄，掠了别人之美，那不过是另一些聪明人在借腹怀胎。 　他们那是另一路北京人，怎么说呢？可能是真善良吧，有一点小小的狡猾，极善趋利避害，最大的本钱是将「善解人意」挂在嘴边，猫着腰做人，什么也不耽误，肚子里的算盘打得别人都能听见，小有激动便以为那是深情了。 　好人呐，这种性质的人在生活中有益无害，进入公共领域大都可做大众宠儿，但出现在我的作品中就是误会。就是表错情。就是影视艺术再创造的结果。影视不同于小说大概也就在于那体现的是一个集体意志，很多人参加劳动，最终都参与了意见，在角色身上倾注了自己喜爱的品质，最终还你一个陌生人。当然，影视于今首要在于牟利，受欢迎便是成功，你要问我原作的想法，我没这意思，写那么多废话就为了给大家树一个好人。正如批评者所言，我写得都是痞子。那些貌似热情的话都是开涮。这种涮人的恶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的，自以为了不起，有折腾劲儿少立身之才，沦人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话在梦里，依旧卓尔不群，昨晚众生。是爱装大个儿的，是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然而，——还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笑容可掏的所谓小人物。 　我小时一直是个坏孩子，习惯领受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那才觉得我像我。忽一日，掌声响起来，还有人攀附，我感到迷失，进退失踞。那感觉很生猛，即舒服又不自在，舒服的同时常常不自在，这就叫堕落吧？ 　还记得当年看到第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这之前也有，我指的是当时最新一轮我注意到的）。是一闲人写的，登在北京日报周末版上。批评的内容不记得了，也不重要，总而言之是说我不好，一无是处，都无所谓，关键是这文章使我的心情为之一变，可形容为「一颗心落回肚子里」。与身后的恭维、怂恿比，迎面拦住去路的针砭、叫骂更使我清楚自己呆的地方是哪儿，自已是个什么东西，因而也就更容易保持住本性——我的意思是说：狼性。变成狼我所不欲，变为狗亦我所不欲，两害相权，取不得已。——这就是敌人的好处和必要。我想我是需要敌人甚过朋辈的那种人。当然我不是指批评我的人是拿枪的敌人，这是修辞，如果这么说不妥，我很乐意称他们为明眼人，拿鞭子指方向的人。这是实话，我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人们。正是这些刺耳的批评，使我看到了这一切阴差阳错和指鹿为马。我想我对这一切还是不该太消极，成说太拒绝，——或者就坡下驴。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却也不必因此就把别人都当无可救药的傻瓜或一概斥为别有用心。其中有部分原因肯定在我，我表达得自有歧义，授人以柄。我想可能还是有一种小说写法可以把我知道的生活——那个本来面目，如实展示出来。说来有趣，面对批评和戏仿我竟感到自己的生活资源还完好无损，还保留着它不被人知的那种新鲜、蛮荒和处子味道。这对写作10年仍有创作欲的人而言，真是再好没有了。这就意味着我还有机会别开生面上一个台阶或叫再入一个洞天。 　也许，这倒是我矫情呢，太拿自己当事儿，不潇洒，坏了我们这种人号称的作派。那又怎么了？就算我看不开吧。 2 　我这本书仅仅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念。一个开头。 　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我认为自已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下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这些年我也越活越不知道自已是谁了，用（红楼梦）里的话「反认他乡是故乡」。写此书也是认祖归宗的意思，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 　好像是陈村在一篇短文里说，他最好的小说在他脑子里，只是不晓得，还是不想，还是没时间把它写出来。史铁生也在一篇小文里说过，每个人脑子里都曾经很精彩，如果大家都把自己脑子里想到过的东西都写出来，那就有很多亿，篇篇出色的文学作品。（大意，都是大意啊）。看的当下不由一怔：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样考虑。 　这本小说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或者干脆说一直用大脑细胞在写。具体写作起始日期可追溯到20年前我刚动了心想在文学这路上闯一闯。当我构思第一个短篇小说时就同时构思这本小说了。这期间，发表了很多小说，但这本书一直在脑子里丰富、发展、完善，总也不想拿出来。有时似乎觉得眼下的一切写作都是为了这本书练笔、摸索技巧、积聚、寻找最佳结构和出发点。有时有些绝妙之念舍不得使在别处，就替这书存了起来。有时黔驴技穷一狠心用了这书的片段去支撑另一个已发表的小说，用过之后之懊悔，痛不欲生，有如旧时代妇女失去贞操。 　这是关于我自己的，彻底的，毫不保留的，凡看过、经过、想过、听说过，尽可能穷尽我之感受的，一本书。 　游泳游得快，来到这世上，不能白活，来无影去无踪，像个子孓随生随灭。用某人文诌诌的话说：如何理解自己的偶在。大白话就是：我为什么这德行。 　一想就是很长的一本书。有那个精神准备，若写，一个字也不省，把既有的写作习惯写作风格都破一下。不再理会篇幅、故事、情节、叙谈节奏，彻底自由，随心所欲，沿儿可沿儿地真实一把。哪怕时时中断，哪怕处处矛盾，乃至自相残杀，都不管了。只设一个主人公，那就是我自己，其他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给他们任何超出生活真实的机会。不使这整部小说越看越像个故事。不管涉及到谁，说真话，只说真话，爱高兴不高兴。读者，也不考虑，货卖识家，有一万个会意的这书印出来就不赔，没有，我自己留着当日记。总之，是个放开手脚，赤膊上阵，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我是从头写起的。人之初，刚落草、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一笔糊涂帐。周围的人倏忽倥偬，形态莫辨，周围的事也大都没头没脑，断简残篇，偶尔飘过一缕思绪，无根无由，哪里晓得是在图什么。这中间还隔着大段大段的空白，写出来想找到转承启合的字句都难，再混蛋的评论家也指不出具体意义——根本没意义。每写至此，洋洋几万字不着四六，我也乐了，真成给自己看的东西了。——若执意给自己看，我又何必见诸文字。 　真正具有摧毁性，禁不起我自己追问的是：你现在想起来都是真的吗？谁都知道人的记忆力有多不可靠，这就是一般司法公正不采信孤证的道理。事件也许是当时的事件，情绪、反应难免不带今天情感烙印——那它还是原来的它么？如是一想，十分绝望。穷我一心，也无非是一片虚拟的真实，所为何来？看来「还原生活」也不过是句大话，又岂是下天大决心，拿一腔真诚换得来的？信念愈执着，扑空的几率也就愈大，这也是一反比关系。实际上这是走投无路了。也别吹了邮局别发狠了，想不想把这小说写出来？想！好，老老实实按照小说的规律去办。何谓小说？虚构。第一是虚构，第二是虚构，第三还是虚构。 　至此，大哭而回，认命。停止对真实的纠缠，回到我们称之为「小说」的那种读物的基本要求上。那是个什么东西呢？不是自我宣泄，自我成圣，而是驾驭文字，营造情调，修正趣味，提纯思想，给读者一个惊喜。 　也还允许回忆，但这回忆须服从虚构的安排，当引申处则引申，当扭转时则扭转，不吝赋予新意义，不惜强加新诠释。讲通顺，讲跌宕，讲面面俱到，讲柳暗花明。草蛇灰线，因果循循。于是，没听说过的人出现了，没干过的事发生了。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铺垫为步步玄机，漫无边际的人生百态勾连成完整戏剧。世上本无事，作家自扰之。原本散沙一盘的人群被拴了对儿，小抵牾辄大起冲突，见缝下蛆，见包袱就抖，惟恐不热闹，惟恐不机巧，什么花招也使了，什么套路也用了，素不以为然的，常笑他人低级的，都顾不上了，语不惊人死不休，都只为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卖，卖一千万本才好。 　全好，都不错，就一个小出入：不是我脑子里原来那东西了。这也怨不到别人，谁让我没本事呢，只会写小说。 　所以，在这儿我先给读者提个醒：我这本书别当回忆录看，没几件事是真的，至多只是看上去像，谁当真谁傻。这就是一常规小说，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用，爹不是爹，娘不是娘，朋友不是朋友，我不是我，谁要跟我三头六案对证，我是不认账的。 3 　这小说写的是复兴路29号院的一帮孩子，时间是六一年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要地点是幼儿园、翠微小学和那个院的操场、食堂、宿舍楼之间和楼上的一个家。主要人物有父母、阿姨、老师、一群小朋友和解放军官兵若干。没坏人。有一个幼儿园阿姨有一点可笑，仅此而已。男主人公叫方枪枪，是我原先一些小说中叫方言的那个人的小名，后面等到上中学，我会让他改回来。他周围的小朋友，男生，都是我原先小说中的人物，一个院的，一个学校的，都还小。女生，有老人儿，大部分是新人。我准备让她们中的某几位连贯下去，在后面成年后仍在方枪枪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出于小说的需要，保持情节的连续性，并非实情。我们那个院还是有一些禁忌的，或叫难以逾越的纯洁，本院的男女小孩之问很少乱来，都挺淡的，给予敬重。不像海军，他们院同院结婚的很多，由纯洁的友谊最后走到一起去了。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不想让人家以为我从小就惦记着谁，没敢说，最后写进小说过瘾去了。不好。 　男孩尽管一些事迹昭著，一提，29号的旧人都知道谁干的，也不尽然。还是合并了一些同类项，使之性格迥异，各秉资质。其实当时大家都挺像的，文武之道都有一些类似的长处，都有相同的惊人之举，有的地方将张三的壮举按给李四，也是归范儿，令知情者胎笑大方了。有的事是成心多给了方枪枪一些，显得他多关键似的，这是我利用职权营私了，不好意思。 　有一些过场人物，流言蜚语之中用了真人名，还罗列不少真外号，并非有意唐突，实为增添亲历感，越是假活儿越要煞有介事，各位海涵，别跟我一般计较。这里我要特别向真张明请个安。这是我一不周全。在「一半火焰」那小说里我用了这名字，在这里也只好继续用了，因为有互文关系，割舍不下。郑重声明：此张明不是那29号真张明。这张明有作风问题，那张明绝对好人。 　为了把假做真，我在这小说中把背景尽可能坐实，路名门牌楼号校名什么的都使真的。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大事也大致涉及，只是这些事都是从方枪枪这个糊涂小孩眼中反映，不可能在时间上太精确，有些事反映到他这儿来和资料上的历史发生时刻有出入，差个一两年也是有的，那就活该了，我也不是给别人编年，只是意在造染氛围。 　一些当时的称谓，也不一定精确，因为小孩不一定完全搞得懂那些官称，会有很多口误，这个我就从孩子了。还有个别谁也说不清的叫法，像里面提到的「三军冲派」，我也是刚弄明白那是三派：老三军，新三军，再加上个冲派。当时小孩也就一块儿叫了。这个也就不改了。 　对那时的一些独特简语，开头一般随行有几句说明，后来觉得也罗嗦，多事儿，也影响叙事，就不再解释了。相信中国人都还看得懂，谁不认识几个40岁以上的人，问问也就了然了，都不难。 　文字中还有一些口语，有音无字，或者其字不雅，我就用象声词或同音字来拼。像表示乱动，一般和「蹬」联用的「哧呜啊」；形容难看和糟心的「哧诶」；还有「拨依」，这个字在口语中也往往拆音节避脏，不算生造。偶有英文我也全拿汉字拼。我是特意不用字母的。在这点上我守老派，我以为汉字文章，加进一两节字母，如馒头旁摆了根香肠，外道，隔路，还有点劲儿劲儿的。 　另有一些无规范的或其规范不足以穷其义，我也擅加更动，只选我自己认为贴的。譬如矫情，用做形容时我用这俩字，同时伴有动作正「矫情」着呢，我用口字边的嚼——嚼情。譬如：较劲。相持不下我用这个，有时是单方面不服，带有叫板的意思，我也用这口字边的叫——叫劲。总的原则是从音。我以为人在看小说时会默读，意思再对音差了，有时也会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关碍口语，容易懵。大家也不是真都那么有学问，不会念没准就不认得了，或者给看拧了。 　有的多音字，譬如「刺」「落」，都有个「拉」音，可一般习惯看到这两个字还是读主音，用做动词时常觉辞不达意，读起来不畅。这我也自作主张改写为「拉」。不是写错了，看官读到那里知道就行了。语言嘛，约定俗成，有习惯用法这一说，都别太轴了。像「大腕」「顽主」都换为原字「大万」「玩主」也不见得就好，读时嘴里也要换一下频道。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8%BA%AB%E5%90%8E%E4%B8%80%E7%89%87%E5%BA%9F%E5%A2%9F/ Fri, 15 Jan 2021 02:23:58 +1300 https://www.liyuao.com/%E7%8E%8B%E6%9C%94/%E8%BA%AB%E5%90%8E%E4%B8%80%E7%89%87%E5%BA%9F%E5%A2%9F/ 王朔 　新版四卷本文集收了我从1978年到1992年所写的全部小说，计有31种，160万字。没我想的那么多，倒确实是严重良莠不齐。原因是多方面的。 　写小说当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或曰权利，但这个获得过程往往是不自由的。 　我开始写作时深受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影响，认为文学是一种辞典意义上的美，是一种超乎我们生活之上的纯粹。要诗情画意，使用优美纯正的汉语书面语；要积极、引人向上。看完小说立即跳下粪坑救人再好不过。舍此皆为垃圾。 　《等待》、《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空中小姐》都是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矫情、强努和言不由衷。尤其是前三篇。一言以蔽之：中学生作文。《空中小姐》至今仍有糙汉口称被其感动倒令我不时小小惊讶。 　「单立人探案集」系列当算是为了赚钱的凑数之作。大多是由真实案例和市井笑话敷衍而来。那时我追求数量，一是生活所迫，二是炫耀写作能力。我没料到侦探小说所要求的工艺性是那么高。 　接着我试图自我表达，写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痴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包括《空中小姐》的前半部分，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应该说写这批小说时我感到了一些自由表达曲快乐。可悲的是此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狭隘文学观的束缚，认为真实不重要，自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深度」。长时间的写作使我油然而起自命不见感，恍若自己是神的使者。似乎我们这个世界还存在一种绝对真理等着我向愚众宣布，使愚众感激涕零之余五体投地。如同我现在蔑视那些自比孔子或穆罕默镇之辈，那时我国视关注个人真实生活的作家及其作品。于是我加入了旧知识分子自命为「第二救世主」的大合唱，写了两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我特别不喜欢这两部小说。因为这两部小说「形而上」的意思在我写第一个字时便昭然于我心头，所有细节——行为动作、人物对话统统是为了最终的揭示，如修万里长城。写完这两部小说我才发觉这种「深度」的追求其实多么简单、轻飘和没有分量。 　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皆源自肉体。 　我仔细想过，一切口称的信仰和所谓「深度情结」盖出于秦始皇式的「不朽」渴望。 　接下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世俗的写作，即为电影电视写作。以下的一大批小说都是改自影视剧本或取自影视构思：《永失我爱》、《给我顶住》、《编辑部的故事》；《无人喝彩》、《刘慧芳》、《你不是一个俗人》。 　这里要作一个说明。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起，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他们一天到晚给我讲故事，用金钱诱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便他们拍摄。上面提到的那两部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以及后面的《过把瘾就死》、《许爷》同样都是萌生于某个导演的意图。只不过我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触，所以我宁愿不把这几部小说划入单纯为影视写作之列。 　这些单纯为影视写作的小说就不多说了，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混饭吃的，说它们毫无价值也无不可。 　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 　也太少了！ 　《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 　坦率讲，这三篇小说我都不该写，不该那么早写。它们本来应该是一个长篇小说中的三个章节。我太急功近利，把它们零卖了。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直接的恶果就是我的《残酷青春》没法写了。我不能重复自己，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现在只好从头找起，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 　我不想再写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再写我将只为我心目中的惟一读者——我自己写作。 　每个人自由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那就叫丰富多彩了吧？ https://www.liyuao.com/backups/%E4%B8%8E%E7%8E%8B%E6%9C%94%E6%9C%89%E5%85%B3%E7%9A%84%E6%97%A5%E5%AD%90/ Sat, 09 Jan 2021 03:30:29 +1300 https://www.liyuao.com/backups/%E4%B8%8E%E7%8E%8B%E6%9C%94%E6%9C%89%E5%85%B3%E7%9A%84%E6%97%A5%E5%AD%90/ @马东不吃饭 1 　1958 年 8 月 23 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猛烈炮击，国民党军随后展开反击。 　这一天，王天羽和薛来凤的二儿子在南京出生，取名王岩。 　上小学后，王岩发现班里有个女生也叫王岩，就查字典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王朔。他爸带他去办了更名手续。王朔后来说：「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王朔的父母是同乡，小时候他爸告诉他，祖籍是辽宁凤城，上小学要填籍贯，他爸又让他填辽宁岫岩，大概是解放后重划了县。王朔是满族，岫岩就是一个满族自治县。 　父亲王天羽从南京总参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留校执教，母亲薛来凤在校医院工作。1959 年初，王天羽接上级命令，调到北京，家属一并调走。在北京，他们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位于复兴路 29 号，训练总监部大院儿。家属楼在后，办公楼在前，王天羽就在院儿里上班。大院儿里还有食堂、幼儿院、门诊部。薛来凤被分到离家不远的复兴医院。 　王朔一岁半前，薛来凤都把他当女儿养，留长发，梳小辫。后来有人劝，说这样下去性格会变，她才作罢，给王朔理了头，换上男孩儿衣服。王朔三周岁时上了幼儿园，因为长得可爱，很讨老师喜欢。 　王朔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非常模糊，就记得他爸是一绿军装，她妈是一呢子大衣，「我十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小时候住在幼儿园。生下来第一印象就是在一大屋里，全都是小朋友，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候是四个礼拜」。 　王朔小时候住在复兴路，平时看不着外边的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孩子进城，看见街上的北京市民，他们院儿一女孩儿就说：「看，这都是老百姓。」当时他们的自我定位是军属，不一定非要住在北京，要跟着部队走。 　王朔小名叫锵锵，但性格却没这么响。他是大院儿里的老实孩子，特乖，或者说，特怂。真正的坏孩子是叶京和他哥夜猫子，王朔看见这哥俩儿就得跑。王朔家在三楼，叶京家在二楼，每次叶京一探头，王朔就从窗户往下吐痰玩。 　王天羽爱看书，经常买书。在这个环境下，王朔小学时就看了大量的书，中外小说，文史资料，什么都看。他最感兴趣的是各种军事书，从小看的中共党史全是电报，第一手资料，专门给教员印的，还有张国焘的回忆录，李德的回忆录。 　阅读跟上了，写作也没落下。王朔小学时就写五千字的检查，最常写的一句话是「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在全校同学面前念，「我的写作功底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1949 年以后，新中国率众进京，党政军带家属，不下百万人，北京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王朔在西城上中学时，整班上海同学。他从小说普通话，后来去东城上学，才第一次听见满街人说北京话，「什么胰子，取灯，完全听不懂」。从那时起，他开始融入北京语境。 　中学时，王朔响应毛主席号召，看了五遍《红楼梦》。但他最爱看的，还是各种战争回忆录和军事史。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以及德军名将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他都看过。看得多了，王朔觉得，小说不牛逼，战争是艺术。 　这些阅读经验，日后帮了他大忙，「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儿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儿搁脏心眼的地儿」。 2 　文革结束后，王朔高中毕业，当时他只有两个选择，去农村插队或者当兵。父母商量后决定让他参军。1977 年，王朔去青岛当了海军。王朔很高兴，只要能离开北京，他都觉得好玩。 　王朔在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服役，当的是操舵兵。他是怀着当海军司令的抱负去的。车开进青岛，天在下雨，眼前一片红瓦，让他想起电影里的萨拉热窝。他们先去了青岛的郊区，一个叫即墨的地方，进新兵连训练。在那里，他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操舵技术专业训练。 　王朔从小腼腆，见生人最甚，但熟了以后，话就多了。战友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听王朔聊天。 　有一次，中队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大家轮流讲。其他战友都是标准口径的老词儿，听得人想睡，越讲天越黑。王朔一张嘴，一串儿北京语流，顷刻万丈光芒，他的批判稿里夹杂了北京土话、政治俚语和各路坊间段子，下边笑成人浪。王朔平时和战友随口聊起战史秘闻、战术掌故也是连绵不绝。他还有一个读毛选的笔记本，有人借去看过，好看极了。 　三个月后，部队招卫生员去青岛，本来招的是另一个人，但那哥们儿雄心健在，还想当操舵兵。海军的舰长大部分是操舵兵出身，因为舰长必须会开船。那哥们儿给王朔递话：「你当不当卫生员。」当时的王朔壮志已丧：「当。」 　然后王朔就去了青岛市 401 医院，每天学打针输液、战地救护、伤口缝合、人体解剖。半年后，学成上舰，发皮鞋和呢子，几乎顿顿有肉。王朔上的是一条消磁船，主要工作是给别的舰艇消磁，保证指北针能指北。消磁工作一般在港湾里进行，王朔没出过远海。没活儿时，他就去帮厨。 　1977 年，恢复高考。很多战友动了心。1978 年，在部队也能报考军校了。王朔很多战友报了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同年，海军整编。王朔从船上下来，被分到一个仓库，还是当卫生员。 　他在仓库里写出处女作《等待》，用第一人称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因精神生活乏味和父母操蛋的故事，背景是四人帮时期，算伤痕题材。王朔投给了《解放军文艺》，没想到直接发表了。五千字，编辑改动不小，寄来二十五块钱稿费。要知道，在 401 医院，三餐见肉，一天伙食标准才一块二。王朔捏着钱，心里盘算，这事儿，容易。 　1980 年，王朔复员回京，分到北京医药公司。那段儿时间，有战友在三里河附近一个高考补习班见过王朔。王朔老坐最后一排，穿一军大衣。老师在台上讲，他和后排几个女孩儿在下边小声聊，老憋不住，笑出动静。 　在北京医药公司时，王朔是业务员，他们是二级批发站，卖输液用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王朔后来还负责推销，推一些滞销品，领导给他定死任务。工作糟心，越干越烦。 　期间，王朔还帮叶京卖过电子表，叶京从广州带回来几十块表，进价五块钱一块，王朔出去卖，一块卖了八十五，回来两人就去涮羊肉。他自己也南下广州干过一些倒买倒卖的活儿，但他沉不住气，东西一倒进来，就怕砸手里，承受不住压力。他还想过买辆车去跑出租，每晚刷一趟首都机场，宰两个洛杉矶来的人，一晚上一百多，顶三个月工资。